儒家的理想圣人，都是有忧患的，儒家所追求的圣人境界，是有忧患意识的。
孔子和儒家从来没有把审美体验和道德自觉区分开来，从而划归两个不同的领域，这就使儒家关于自然美的思想带有强烈的人文道德色彩。超越暂时而达于永久，永久之中，暂时仍存。
只有人与自然界融为一体，合而为一，才能超越贫富贵贱的区别，感受到最大的快乐。反过来说，既能乐，便能守而不失，成为己有，即成为物我一体的存在状态。但何以安情、适情？在于合同，即人人都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和谐相处。[9] 仁知分说，各有偏重，但又不是截然区分、各不相干，而是相依相存的。各得其所就是万物都能得到各自的需要，自由自在地生活。
人需要过社会的生活，而不是自然的生活。[6] 只有仁智之人心中常乐，常乐便能长寿，养心和养身本来是一致的，在这里似又有德福一致的意思。只是一个心，却有两样。
如果只从形而上的层面说性，便已不是性了，因为性本来不能离开人生以后之气禀。他对阳明的批评也是由此而发的。就连批判过李贽的顾炎武，也提出与李贽相一致的观点，这就是对私情私欲的肯定，这一点甚至比其他思想家走得更远。但以道心为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耳。
因为声色臭味之类，就是人的形色之性，无不各有自然之理即天理。如果同可欲之谓善联系起来看，那就更清楚。
而要做到这一点，还要后天的不断积累，所以说，圣者积也。这一点甚至在文学中也有表现（明清以后的性灵文学以及有关的戏曲和诗歌作品也多起来了）。生既是理，又是气，无气则无所谓生，亦无所谓性，因此说，性即气，气即性，生之谓也。[48]人心就是平常人之心，平常人之心就是仁，就是良知，也就是道心，因此，人心、道心并非有二。
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[21] 欲之多寡出于情之数，即必然性，与治乱没有直接关系，既不会影响治乱，也不会有所待而得，因为欲是所受乎天者，是纯粹个人性的。中国的儒家哲学则是用情感调节欲望的，而情感是受道德理性支配的。五、天理与人欲的对立 朱熹也讲天理、人欲的关系问题，并且主张存天理，去人欲，这是不是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呢？这个问题相当复杂，也确实反映出朱熹学说中有含混不清之处，但是，如果按照他的道心人心之说讲下去，也能得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结论。
好恶无节以内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灭矣。七情之中便有欲，既是欲，又何以说成是情呢？这里情和欲之间很难作出区分。
他在谈到他自己的修养过程时说：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何以能制欲、节欲？只能从思虑心知上去解决，而不能从性上去解决。
由情欲问题导出理欲问题，虽然在先秦著作中已经出现了，但是作为一个重要话题而展开热烈讨论，则是后来宋明理学中的事情。欲望虽是由情感而来，但由于以物质对象为其存在的条件，因此容易被外物所化，这时情感之有节、无节就成为关键性的问题了。但如果从恶的意义上说人心即人欲，则决不可。从未发已发而言，道心、人心都是已发，而不是未发（这一点，朝鲜的李退溪有过明确论述，不赘）。[51]《邶风十》，《诗广传》卷一。这是以人人共有的共同欲望为公。
道心虽是讲义理，但从性情关系而言，实际上是讲情而不是讲性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[24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一，《二程集》，第117页。
人性虽是静，但又不能不动，不动则永远无法实现，人性之动便是情，二者应当是统一的。有时则以独得为公，即所谓天下之公欲，即理也。
我欲仁也可以解释成我想得到仁，但仁德既然是内在的、我所具有的，如何得到仁呢？只能从自己身上得到，从自己心中得到，这个得到实际上就是实现出来。‘生生之谓易，是天之所以为道也。
有时以在物与在己分公私，即所谓在物者天理也，在己者私欲也[60]。[39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，《二程集》，第204页。[33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九，《二程集》，第312页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
早期理学中一位重要而受人尊敬的思想家程颢，首先对《乐记》中的这句话发生了兴趣，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继是继什么？在《周易·系辞》作者看来，是继承天道天德，具体而言，是继承天地生生之德，这就是人之善性。
[61]《张子正蒙注》卷四。程颢用水流比喻性情，并说明善恶之关系，从中亦可看出他的基本倾向。
正因为如此，他反对将人心归结为恶，或从恶的意义上讲人心即人欲。[55]天理充周，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。
如前所说，他认为人心无定向，因此有危险性，如果失去主导而任其发展，就有可能流于恶，一旦流于恶，那就是真正的人欲。但即使是将人心说成人欲，也不能等同于恶。但是，生的哲学依然是戴震哲学的基本出发点，由此而承认道德性的善，也是戴震哲学的重要特点，进而承认仁义礼智之性，也就成为戴震哲学的不可缺少的内容。遂欲达情之说，并没有脱离儒家关于生的学说这一根本传统，但是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色彩确实没有了。
[30] 按照其性、情、欲相统一的学说，人欲出于天理或人欲中自有天理这一说法完全是合乎逻辑的。对自然之性作出社会性的善恶评价，这是荀子人性学说的一个特点。
[23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，《二程集》，第10页。欲与不欲，主要是在我与别人的交往关系中说的，而我与别人的交往首先是情感的交流，因此欲或不欲，正是从情感上说的。
人作为社会的人，是社会化之后的事情，是起伪化性之后才完成的。因此，治乱在于心之所可，而不在于情之所欲，更不在于欲之多寡。
